抑郁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病理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和残疾的重要原因。抑郁在青少年群体中有很高的发生率，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约有3%~4.5%的青少年患有抑郁症，约有30%的青少年虽未达到抑郁的临床诊断标准，但受到抑郁综合征的困扰。防治抑郁的关键在于考察其病源学因素，探索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因素和发生机制正是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结合发展心理学和分子遗传学研究范式，本团队曹衍淼博士和张文新教授采用多基因研究视角，揭示了多巴胺系统基因与母亲教养行为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该研究成果于2019年10月发表在国内心理学顶尖学术期刊《心理学报》上，为理解青少年抑郁的病因、促进青少年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数量遗传学研究显示，遗传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的贡献率约为24%~55%。近二十年来，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兴起，研究者深入DNA分子水平考察了遗传基因与环境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抑郁。此类研究发现了一系列与抑郁相关的候选基因（如5-HTTLPR、DRD2、COMT、NR3C1等），在探索抑郁的发生机制、解释抑郁的个体差异等方面得出了重要的研究发现。

当前多数关于抑郁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仅考察单个基因位点与抑郁的关联。然而，抑郁的症状表现非常复杂、个体差异性极大，它并非像孟德尔的豌豆颜色一样是由单基因调控的行为表型，也不完全遵循孟德尔遗传定律。

实际上，单基因研究具有明显缺陷，绕不开“缺失的遗传率（missing heritability）”问题：单基因对行为表型的解释率往往很低（通常小于2%），远远低于数量遗传学研究所发现的遗传率。科学家们认为，缺失的遗传率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忽视了抑郁的多基因遗传本质，即某一基因并非独立起作用，而是与其他基因共同影响行为表型。因此，考察多基因间的联合作用可能是弥补遗传率缺失的重要途径。

那么，问题来了：据人类基因组计划估计，人类拥有2万至2.5万个基因，应该选择哪些基因用于考察多基因联合效应？采用随机组合、数据驱动的方法选择基因位点貌似可行，但这种对一系列基因进行统计分析、从中筛选与抑郁具有统计上显著关联的基因组合的方法很可能产生大量的假阳性错误，甚至会使研究者为盲目提升遗传解释率而滥用遗传指标。

选择基因位点时，不妨顺藤摸瓜。基因对行为表型的影响遵循“基因—内表型—行为表型”这一过程，其中内表型是指由基因编码而来的、与某行为表型密切相关的神经生理或神经心理特征。因此，研究者可根据抑郁的相关理论、借鉴相关的脑科学研究证据来更准确地选择抑郁的基因位点。

抑郁的前额叶晚熟理论（the late-maturing prefrontal cortex theory）指出，当边缘系统与前额叶 连通性较低时，前额叶对边缘系统的控制能力低，使得个体更容易受到消极环境的影响，从而使青少年易产生抑郁情绪。因此，可以推测表达区域位于前额叶—边缘系统区域的基因间可能联合调节个体对环境的敏感性进而影响抑郁的发生发展。

在众多基因中，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COMT）、多巴胺转运体基因（dopamine transporter, DAT1）和D2型多巴胺受体基因（dopamine receptor D2, DRD2）的主要表达脑区正是集中于大脑前额叶区域、中脑纹状体及边缘系统区域。因此，本研究选这三个多巴胺系统基因作为候选基因。

当代行为遗传学旨在研究基因型与行为表型间的关系，但也充分重视行为形成过程中遗传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本研究选择母亲的积极教养（如以温和的态度和孩子说话、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困难）和消极教养（如不理睬孩子）作为环境因素指标。

通过对1052名12岁青少年及其母亲进行为期2年的追踪研究，本研究发现，青少年携带的多巴胺风险等位基因越多（即会使脑内多巴胺活性越低），则其抑郁水平越高，即多巴胺活性的缺陷会增加个体罹患抑郁的风险。不仅如此，当母亲对孩子表现出更多的拒绝行为、更少的温情和支持行为时，携带较多风险等位基因的青少年比携带较少风险等位基因的青少年具有更多的抑郁症状。

本研究是当前为数不多的关于抑郁的多基因遗传研究之一，为抑郁的多基因遗传基础提供了支持。对行为遗传学而言，也为不同基因间的复杂作用机制的理论构建以及弥补“缺失的遗传率”提供了启示。在实践方面，本研究显示不恰当的母亲教养行为——不论是过多的拒绝行为还是缺少温情支持——均会增加具有遗传易感性青少年遭受抑郁的风险，这一点对从家庭干预角度减少青少年心理病理问题、促进其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出版信息：

曹衍淼, 张文新*. (2019). 多巴胺系统基因与母亲教养行为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一项多基因研究. 心理学报, 51(10), 1102-1115.（*通讯作者）